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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叙述从2月27日下午至2月28日凌晨为寻找肉毒抗菌素血清以拯救新疆乌鲁木齐食物中毒的六名家庭成员所作的努力。这些人在8 天前吃了家里自制臭豆腐而造成食物中毒, 一个儿童因无药治疗已去世, 其他6 位面临生命危险, 病人所在的医院已经经过各种方式在中国各地寻找, 但还没有找到, 病人所在的乌鲁木齐一位市长找到新疆德隆集团, 希望德隆通过其在美国的公司帮助在美国找到此药。

    我本人为寻找此药花了整整11个小时, 在这期间, 我共拨打和接听了超过40个电话, 寻找范围跨越了3个大洲6个国家, 最后 终于从德国找到此药, 送上去北京的飞机. 对我来讲, 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到这种并不常用的药并且运送中国, 真的是个奇迹. 这个奇迹的发生, 主要归功于两个原因, 一是我们的决心, 锲尔不舍的精神和足智多谋果断的决定, 再就是我们所找到的所有人无私的努力和支持, 尤其是来自加州卫生部各部们的工作人员及医生, 美国国家疾病控制中心的医生, 以及中国驻旧金山领馆商务组的工作和支持, 当然还有德国Behring的及时帮助。

    2月27日下午4点左右, 我接到新疆德隆美国公司沙韵小姐的留言, 告知她在寻找一种抗毒药物以拯救生命垂危的新疆病人。沙韵已经和很多人取得联系, 但还没有找到. 因为我是中国企业协会的总执行长, 沙韵想问我是否知道哪家中国公司制造此药, 我告诉沙韵我不知道也不认为有中国公司生产此药, 但我可以通过我的关系找找看. 沙小姐告诉了我药物的中英文名称, 她听说该药物是处方药。一定要有医生开的处方才可以从药方拿出这种药。当时我正在旧金山翰宇律师事务所(Square, Sanders & Dempsey, L.L.P.) 与Sandy Calhoun 和王良律师开会。一接到沙韵的电话, 我们立即停止会议, 开始讨论怎样获得该抗毒药, Sandy Calhoun是一位资历很深的律师, 他建议我们和医院联系, 从医院拿药, 翰宇律师事务所在 CLEVELAND, OHIO 的分所代理当地一家诊所的法律事务, SANDY立即向CLEVELAND分所的同事发出了电子邮件,告诉另外两位正要前往CLEVELAND分所的同事到那里以后尽快和诊所联系, Sandy 还与他另一位与加州州立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院有关系的老朋友联系, 希望通过医学院找到此药获得到一些线索。与此同时, 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商务处金旭参赞也与当地的医院和医生取得联系, 试图通过他们开出这种处方, 然后到药房取药.他同时表示领事馆会全力支持这项工作。

    下午5点到7点之间, 我在从旧金山回家的路上, 一路上, 我与领事馆商务组的陆昕付领事, 王良律师, 及沙韵 继续讨论分析如何继续找药, 我决定到我家附近的医院去问问有没有可能从医院拿到这种抗毒素, 或从哪里可以拿到。

    到家后, 我开始翻阅我的电话本, 想找到会讲中英文的西医医生朋友, 以便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有关的信息和意见. 。但遗憾的是, 我找到一位久未联络的朋友, 她先生是西医, 我朋友原来的电话都不对了, 电话问询也找不到她的电话, 这条线索就断了。

    我又想起了另一个朋友在加州州立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院读牙医博士的太太韩琴, 我想她可能会有一些西医有关的朋友, 请她问问这些朋友是否能开处方拿药, 她说给她的朋友打完电话以后再给我打回来。这时候, 沙韵打电话来, 告诉我她已和两名在加州州立大学 Davis分校医学院就读的中国学生联系上了, 他们提供了药物的准确英文名称, 即Botulism Antitoxin, 并告诉她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or CDC) 有这种药, 但是自911事件之后, 这种药物被政府严格管制, 任何处方都需上报政府, 所以估计很难在短时间内获得。这时大家都已经下班了, 无法与CDC的工作人员联系上, 只能等到第二天再联系。

    我不想这么快就放弃, 我还想再做一些努力。我又想起来应该去找医院或药房问问, 如果我们找到医生开处方的话, 药方是否可以马上拿出药来, 于是我打电话给RITE AID(药房) 的药剂师, 询问如果有医生的处方, 能不能在那里买到这种药。如果回答是肯定的, 我就决定把精力集中在取得医生处方上, 否则, 就得另想策略. 药剂师查了电脑的数据库以后, 告诉我这个药房没有此药, 我告诉她是抗毒素以后, 他说药店一般不储备有这种抗毒药物, 她建议我与食物中毒中心联系。正好韩琴回电话来, 她的朋友也建议我与食物中毒中心联系。恰好她在冰箱上贴有各种救急电话号码, 包括加州中毒控制中心 (Poison Control Center of California) 的联系电话. 那时已经是晚上8时左右了, 我很担心很多地方已经没有人接听电话了, 我迫切希望能够在当晚能得到更多的有用信息。

    我给加利福尼亚州中毒控制中心打电话, 一位叫EILLEEN MORENTZ的女士接电话, 她从电脑数据库中查到中国有两家中毒控制中心, 分别在北京和兰州, 她只有兰州的电话号码, 可是当我打电话给兰州中心的时候, 接电话的人告诉我那是一个私人家庭电话。我又打电话给EILLEEN, 看她能否再给我提供一些有关信息,这次她给了我肉毒杆菌控制中心和感染病控制中心的电话, 在和我讲话的同时, 她又从数据库中找到这种抗毒素的生产厂家, 叫CONNAUGHT实验室在加拿大, 由于已是下班时间,　可能没人接电话了，EILLEEN找到一个专门给医生和健康专业人员开设的专线, 她主动提出她帮我打这个专线, 再回电话给我。

    在整个寻找过程之中, 我一直和沙韵始终保持电话联络, 交流我们各自进展情况, 她听到我们找到了生产厂商的消息之后很激动, 我们终于取得了一点实质性的进展。 与此同时, 我们还是很茫然, 不知道这一晚上我们到底能够找到多少有用的信息。

    令人激动的时刻并没有持续多久, EILLEEN回电话告诉我, 加拿大CONNAUGHT实验室已经停止生产这种抗毒药了, 这个线索又断了。EILLEEN又给我找到了疾病控制中心（CDC）的电话号码, 让我打个电话试试, 其实, 沙韵的朋友已经知道应和CDC联系, 由于ＣＤＣ在美国东部, 比西部早３个小时, 沙韵的朋友打电话时, 已经没人接电话了, 因此没有联系上。我又试了一次EILLEEN给我的电话, 还是找不到人接电话。

    现在差不多是晚上9点了, 我决定试一试EILLEEN给我的另外两个控制中心的电话, 打到肉毒杆菌控制中心才发现这是一个婴儿肉毒杆菌控制中心, 和中毒控制中心一样, 是加州政府健康部下属的一个机构, 但那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也为成年人提供服务, 她记下我讲的大概情况, 并马上传呼医生, 让医生直接给我回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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